瘟神們:   一本書驚動了政治局   魯特·維爾納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參加干部審查,向黨組織匯報近20年在國外的經歷。她不能公開自己的身份,她在國外做的事情,當時尚屬機密。黨中央干部局長維利·克靈建議她直接去找負責審查干部的赫爾曼·馬特恩。她找到馬特恩說明來意,開始講述自己的經歷,沒說上幾句,馬特恩便打斷她:丫頭,不必細說了,審干報告,你也不必寫。馬特恩顯然意識到,這個女人干過的那些事情,是他不便於知道的。就這樣,基層單位不知底細的人,總認為她有20年的“空白”沒向組織交代清楚,某些有“心計”的人一有機會便設法刁難她。這個為戰勝法西斯貢獻了20年青春的女人,忍受不了這種刁難,50歲上干脆辭掉公職,以魯特·維爾納為筆名開始作家生涯。   有趣的是她的第一部小說《一個不平凡的少女》,描寫的是一個德國姑娘來到中國,參加東北抗日聯軍,作為一名報務員,克服民族風俗,生活習慣的差異,在戰斗中與中國戰士戀愛結婚的故事。小說帶有明顯自傳性,扉頁的題詞是:“獻給為我們的美好事業而斗爭並捐出生命的所有中國同志。”可見她在中國從事秘密工作那幾年,給她留下了多麼深刻的印象。后來她還以自己與恩斯特在中國的經歷為題材,創作了中篇小說《鋸碗匠的鐋鑼》。她那部描寫反法西斯女戰士的傳記小說《奧爾迦·貝納裡奧》,在蘇聯東歐各國也受到廣泛歡迎。   上世紀60年代初開始,黨中央號召老革命家們撰寫回憶錄,向青年一代進行傳統教育。她的一位老朋友,當時國家安全部對外宣傳局長馬爾庫斯·沃爾夫,動員她把自己的經歷寫下來,去給他部下的年輕軍官做報告。他看過這些材料,覺得很有價值,於是又勸她稍加整理,拿去出版,作為國家安全部成立20周年(1970年)的獻禮。書稿完成后,送交部長埃裡希·米爾克審查,不料書稿從此杳無音訊,一壓便是四年。魯特·維爾納幾乎徹底失望了,她意識到書中所涉及的機密,目前尚不便於公開。   后來她哥哥和黨刊“統一”雜志主編,為她打通了直接面見黨中央總書記昂納克的門路。她來到昂納克的秘書室,一位秘書悄悄對她說:“你的事情有門兒”,沒想到她一進辦公室,昂納克便十分輕鬆地說:丫頭,你的書可以出版了,我讀了前半部,沒發現什麼問題。魯特·維爾納卻沒那麼輕鬆,她直言不諱地告訴昂納克,后半部分涉及她與福克斯向蘇聯提供核機密問題。昂納克一聽,頓時語塞,尷尬地說:我抽空再看看,一周后告訴你結果。   德國統一社會黨政治局為這部書稿召開了會議,顯然還征求了蘇共中央的意見。后來昂納克通知她,書可以出版,但要刪掉那些機密部分,還加了一句:這是政治局的決議。其實,黨的領導層意見並不一致,馬爾庫斯·沃爾夫就主張不必刪節,出版全本,因為當事人魯特·維爾納和克勞斯·福克斯都先后於1950年和1955年回到了民主德國,已無密可保。最后拍板定案的自然是昂納克,其實主要是蘇共中央。現在我國流行的就是這個“節本”的譯文。   這本書是1977年出版的,名叫《索尼婭的報告》(我國譯為《諜海憶舊》,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從書名可以看出,作者意在完成本應在20年前做的事情:向人民和黨組織匯報自己流亡期間的經歷,填補上那20年的“空白”。出乎她意料的是,這本書一問世,在讀者中引起的反響便非同一般,從前人們邀請她出席作品朗誦會,是把她視為一位受歡迎的作家,現在人們才知道,原來她不只是一位成功的作家,還是一位歷經磨難的老革命,一位從九死一生中闖過來的女英雄。   從此以后,人們不再滿足於聽她朗誦作品,而是滿腔熱忱地請她講述20年無形戰線上的親身經歷,講述她那些極富傳奇色彩的真實故事。作者為此書榮獲國家文藝獎金,1989年德國統一之前,《索尼婭的報告》印行50多萬冊,受到讀者廣泛歡迎,還被翻譯成蘇聯、東歐等各國文字,成為轟動一時的讀物。1980年,德發電影制片廠根據這本書拍成的同名電影,使“索尼婭”的故事幾乎家喻戶曉。

瘟神們:
  一本書驚動了政治局

  魯特·維爾納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參加干部審查,向黨組織匯報近20年在國外的經歷。她不能公開自己的身份,她在國外做的事情,當時尚屬機密。黨中央干部局長維利·克靈建議她直接去找負責審查干部的赫爾曼·馬特恩。她找到馬特恩說明來意,開始講述自己的經歷,沒說上幾句,馬特恩便打斷她:丫頭,不必細說了,審干報告,你也不必寫。馬特恩顯然意識到,這個女人干過的那些事情,是他不便於知道的。就這樣,基層單位不知底細的人,總認為她有20年的“空白”沒向組織交代清楚,某些有“心計”的人一有機會便設法刁難她。這個為戰勝法西斯貢獻了20年青春的女人,忍受不了這種刁難,50歲上干脆辭掉公職,以魯特·維爾納為筆名開始作家生涯。

  有趣的是她的第一部小說《一個不平凡的少女》,描寫的是一個德國姑娘來到中國,參加東北抗日聯軍,作為一名報務員,克服民族風俗,生活習慣的差異,在戰斗中與中國戰士戀愛結婚的故事。小說帶有明顯自傳性,扉頁的題詞是:“獻給為我們的美好事業而斗爭並捐出生命的所有中國同志。”可見她在中國從事秘密工作那幾年,給她留下了多麼深刻的印象。后來她還以自己與恩斯特在中國的經歷為題材,創作了中篇小說《鋸碗匠的鐋鑼》。她那部描寫反法西斯女戰士的傳記小說《奧爾迦·貝納裡奧》,在蘇聯東歐各國也受到廣泛歡迎。

  上世紀60年代初開始,黨中央號召老革命家們撰寫回憶錄,向青年一代進行傳統教育。她的一位老朋友,當時國家安全部對外宣傳局長馬爾庫斯·沃爾夫,動員她把自己的經歷寫下來,去給他部下的年輕軍官做報告。他看過這些材料,覺得很有價值,於是又勸她稍加整理,拿去出版,作為國家安全部成立20周年(1970年)的獻禮。書稿完成后,送交部長埃裡希·米爾克審查,不料書稿從此杳無音訊,一壓便是四年。魯特·維爾納幾乎徹底失望了,她意識到書中所涉及的機密,目前尚不便於公開。

  后來她哥哥和黨刊“統一”雜志主編,為她打通了直接面見黨中央總書記昂納克的門路。她來到昂納克的秘書室,一位秘書悄悄對她說:“你的事情有門兒”,沒想到她一進辦公室,昂納克便十分輕鬆地說:丫頭,你的書可以出版了,我讀了前半部,沒發現什麼問題。魯特·維爾納卻沒那麼輕鬆,她直言不諱地告訴昂納克,后半部分涉及她與福克斯向蘇聯提供核機密問題。昂納克一聽,頓時語塞,尷尬地說:我抽空再看看,一周后告訴你結果。

  德國統一社會黨政治局為這部書稿召開了會議,顯然還征求了蘇共中央的意見。后來昂納克通知她,書可以出版,但要刪掉那些機密部分,還加了一句:這是政治局的決議。其實,黨的領導層意見並不一致,馬爾庫斯·沃爾夫就主張不必刪節,出版全本,因為當事人魯特·維爾納和克勞斯·福克斯都先后於1950年和1955年回到了民主德國,已無密可保。最后拍板定案的自然是昂納克,其實主要是蘇共中央。現在我國流行的就是這個“節本”的譯文。

  這本書是1977年出版的,名叫《索尼婭的報告》(我國譯為《諜海憶舊》,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從書名可以看出,作者意在完成本應在20年前做的事情:向人民和黨組織匯報自己流亡期間的經歷,填補上那20年的“空白”。出乎她意料的是,這本書一問世,在讀者中引起的反響便非同一般,從前人們邀請她出席作品朗誦會,是把她視為一位受歡迎的作家,現在人們才知道,原來她不只是一位成功的作家,還是一位歷經磨難的老革命,一位從九死一生中闖過來的女英雄。

  從此以后,人們不再滿足於聽她朗誦作品,而是滿腔熱忱地請她講述20年無形戰線上的親身經歷,講述她那些極富傳奇色彩的真實故事。作者為此書榮獲國家文藝獎金,1989年德國統一之前,《索尼婭的報告》印行50多萬冊,受到讀者廣泛歡迎,還被翻譯成蘇聯、東歐等各國文字,成為轟動一時的讀物。1980年,德發電影制片廠根據這本書拍成的同名電影,使“索尼婭”的故事幾乎家喻戶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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