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0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遠東部建議成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共產國際接受了這個建議,於1929年春在上海成立了新的遠東局   1927年7月下旬,共產國際新任駐華代表羅米納茲到達武漢。羅米納茲到中國后,幫助中共召開“八七”會議,制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不久,羅米納茲又向共產國際力主放棄國民黨的旗號,開始建立蘇維埃的斗爭。應該說,羅米納茲到華之初是做出了一定貢獻的。但是羅米納茲的“無間斷革命論”對瞿秋白等中國共產黨人產生了很大影響,是中共發生“左”傾盲動錯誤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1928年6至7月召開的中共六大期間,共產國際鑒於以往派駐中國的代表屢犯錯誤和中國白色恐怖嚴重的情況,決定不派代表到中國,而採取在莫斯科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協助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新措施。中共六大結束后,以瞿秋白為團長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開始工作。但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多久。   1928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遠東部給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亞特尼茨基寫信,認為中共中央“有很大的政治搖擺性”,“同時犯了許多右的、機會主義性質的錯誤。”由此建議“絕對有必要盡快派來一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有威信的代表,長期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起工作。”並建議“成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以便指導中國、日本、朝鮮、菲律賓和印度支那共產黨的工作”。共產國際接受了這個建議,於1929年春在上海成立了新的遠東局,成員有埃斯勒、雷利斯基、哈迪、別斯帕洛夫。埃斯勒為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遠東局負責人。   從1929年12月起,中共中央同遠東局在如何看待中國的富農、改組派、游擊戰爭、赤色工會問題發生了激烈爭論。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在1930年7月29日聽取了周恩來和雷利斯基、別斯帕洛夫關於雙方分歧的報告后,一方面作出決定肯定了遠東局基本上是正確的,另一方面根據東方書記處的建議改組了遠東局,任命米夫為遠東局書記,成員有雷利斯基、埃斯勒、斯托利亞爾、別斯帕洛夫和米林(即蓋利斯)。米林不僅僅是遠東局的成員,而且是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組的負責人。   在遠東局增加負責軍事的成員,主要是這時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方針已開始從城市轉向農村,重視中國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建設。派蓋利斯作為遠東局成員,自然是為了加強對中共的軍事指導。蓋利斯在1930年9月底到達上海,同時和他一起到達的還有軍事顧問組成員馬雷舍夫、費爾德曼。蓋利斯到后,即參與了中共中央軍事部制定中國工農紅軍的編制和組織序列的工作。   1930年10月,米夫到上海任遠東局書記。米夫在中國做的事情就是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使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任校長時的得意學生王明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從此開始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的統治。

1928年10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遠東部建議成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共產國際接受了這個建議,於1929年春在上海成立了新的遠東局

  1927年7月下旬,共產國際新任駐華代表羅米納茲到達武漢。羅米納茲到中國后,幫助中共召開“八七”會議,制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不久,羅米納茲又向共產國際力主放棄國民黨的旗號,開始建立蘇維埃的斗爭。應該說,羅米納茲到華之初是做出了一定貢獻的。但是羅米納茲的“無間斷革命論”對瞿秋白等中國共產黨人產生了很大影響,是中共發生“左”傾盲動錯誤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1928年6至7月召開的中共六大期間,共產國際鑒於以往派駐中國的代表屢犯錯誤和中國白色恐怖嚴重的情況,決定不派代表到中國,而採取在莫斯科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協助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新措施。中共六大結束后,以瞿秋白為團長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開始工作。但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多久。

  1928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遠東部給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亞特尼茨基寫信,認為中共中央“有很大的政治搖擺性”,“同時犯了許多右的、機會主義性質的錯誤。”由此建議“絕對有必要盡快派來一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有威信的代表,長期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起工作。”並建議“成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以便指導中國、日本、朝鮮、菲律賓和印度支那共產黨的工作”。共產國際接受了這個建議,於1929年春在上海成立了新的遠東局,成員有埃斯勒、雷利斯基、哈迪、別斯帕洛夫。埃斯勒為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遠東局負責人。

  從1929年12月起,中共中央同遠東局在如何看待中國的富農、改組派、游擊戰爭、赤色工會問題發生了激烈爭論。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在1930年7月29日聽取了周恩來和雷利斯基、別斯帕洛夫關於雙方分歧的報告后,一方面作出決定肯定了遠東局基本上是正確的,另一方面根據東方書記處的建議改組了遠東局,任命米夫為遠東局書記,成員有雷利斯基、埃斯勒、斯托利亞爾、別斯帕洛夫和米林(即蓋利斯)。米林不僅僅是遠東局的成員,而且是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組的負責人。

  在遠東局增加負責軍事的成員,主要是這時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方針已開始從城市轉向農村,重視中國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建設。派蓋利斯作為遠東局成員,自然是為了加強對中共的軍事指導。蓋利斯在1930年9月底到達上海,同時和他一起到達的還有軍事顧問組成員馬雷舍夫、費爾德曼。蓋利斯到后,即參與了中共中央軍事部制定中國工農紅軍的編制和組織序列的工作。

  1930年10月,米夫到上海任遠東局書記。米夫在中國做的事情就是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使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任校長時的得意學生王明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從此開始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