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發:创业者喜欢通过众筹的方式,向社会募集创业资金。其实,革命与创业一样,同样需要大笔的经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首先要请客吃饭。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万万不能。革命经费筹集是否顺畅,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作为革命大佬,创业者孙中山就是一位筹集资金的高手。那么,在辛亥革命前,“孙文革命股份有限公司”一共收入了多少钱呢?这个问题似乎一直还没有人统计过。 图片 左二为孙中山 孙中山在投身革命前,本来是个医生。据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一书考证,1892年7月23日,26岁的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12月18日在澳门开设中西药局,正式开始行医。有说孙中山是以开办诊所来为革命做掩护,也有说他在开办诊所前的五个月闲暇时间,曾创办过报纸,并鼓吹革命。 据黄宇和考证,孙中山开办诊所的经费是借款而来,曾先后两次向澳门镜湖医院药局贷款,第一次是2000银元,第二次是2200银元,合计4400银元,约合3168两白银。 而就在这一年,孙中山又获得了人生第一笔捐款。据雪珥《危险关系——晚清转型期的政商赌局》一书载,澳门行医的孙中山与在澳门经营博彩业的香山县老乡刘学询相识,两人相谈甚欢。据刘学询的回忆录《总理史实访问记》记载,“总理(指孙中山)与刘相见,连谈数夕,彼此非常惬洽”。据刘学询的儿子刘启言回忆,两人因看病相识。刘当即向孙赞助1000两白银,同时,刘学询游说自己的10家店铺与澳门绅商共同出资3万余两,赞助给孙中山。从此,刘学询成了孙中山的大金主。 刘学询与孙中山初次见面就如此豪爽,完全可以推断,很可能是因为政见问题投缘,因为刘家询不是简单的商人,而是有极大政治野心的革命家。这也说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早已有之。 后来,刘学询与孙中山深度合作,不断资助孙。刘启言曾回忆说:“我父亲经济上对孙中山资助很多。他资助了共计三十几个电汇款项,数目从五千到五万不等。每笔款子他都保留了存根。”如果按平均每笔2万,共30笔来计算,那就是60万两白银。根据刘学询的革命轨迹可知,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他心灰意冷,隐居杭州西湖,从此少有露面。由此可以推断,这笔钱绝大部分是在1900年以前资助给孙中山的。 在两人交往的过程中,孙中山还曾有劫持赌款的行为。据1931年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对刘学询的采访,1895年,两人密谋广州暴动,期间,孙文为了筹集革命经费,打算劫持闱某上缴的赌款,而刘学询并没有反对。具体孙中山是否真的行动,具体劫持了多少钱,目前尚无史料可查。不过,或许可以推断,这笔赌款自然不是小数目,至少是1万两以上。 有一种说法是,孙中山的第一笔革命经费来自义和团运动期间李鸿章赞助的5万两,这显然是无稽之谈,是非常不严谨的。首先,义和团运动爆发于1899年,此时仅刘家询就资助了孙中山至少60余万两白银。再者,李鸿章根本没见过孙中山,资助他革命的可能性很小。据黄宇和考证,孙中山有两次机会见到李鸿章,一次是1892年,孙中山刚刚毕业时。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英国人康德黎曾试图引见孙中山等优秀毕业生给李鸿章,但因广东官员阻挠而未能成行。第二次即1894年孙中山毅然上书李鸿章,孙希望由盛宣怀推荐,能当面会晤李鸿章,但最终没有见到。因此,说李鸿章资助孙中山5万两经费基本是子虚乌有。 在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过程中,孙曾北上天津,寻求帮助,又折回上海,后又从上海赴美国檀香山。这一路也曾得到别人的资助。据孙中山的外甥孙,杨连合回忆,在此期间,有个叫谭虚谷的朋友,在烟台做生意,曾资助过孙中山。但具体资助数额,不得而知。事实上,谭虚谷与孙中山不是简单的朋友关系,而是老乡,且还是表兄弟,因为谭虚谷的母亲与孙中山的母亲是堂姐妹。谭虚谷也不是普通的生意人,而是烟台的一方富豪。谭虚谷的女儿谭庆芬在回乡探亲时曾透露,父亲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给予了大力支持。当时官方的宣传稿写道:“他经济上支持孙中山革命甚为得力。”怎么才叫“甚为得力”?恐怕没有20万两,说不过去。 孙中山结识的大富豪,还远不止刘家询、谭虚谷这两个,其中一个叫张静江的富豪在经济上给孙中山的支持同样“甚为得力”。据相关史料记载,1902年,时任一等参赞的张静江随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欧途中,与孙中山相遇。此时的孙中山已经相当有名气。张静江承诺首先资助3万两,让孙到自己开办的,位于纽约第五街566号的通运公司领取3万两白银。临别时,张静江还答应孙,将继续大力支持,“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告,余当悉力以应。”据说,张静江还留下了电报汇款暗号,以A、B、C、D、E代替1万、2万、3万、4万、5万元。孙中山当时将信将疑,后来派黄兴等人到纽约去取钱,果真拿到了3万两。孙中山大喜,真是喜提贵人。后来他又测试暗号汇款,同样奏效。又一位大土豪从此成为孙中山的“提款机”。 孙中山曾坦言:“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1906年2月,孙中山在新加坡主持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仪式,在活动中结识新加坡富豪陆佑。孙中山游说陆佑,希望他支持革命事业,并承诺革命胜利后,“当酬以云南全省之矿权专利十年”。 不知是被孙中山的精神感动,还是被孙承诺的利益所诱惑,陆佑最终还是捐了款。但具体捐资多少,尚不得而知。 除了大富豪的慷慨资助外,孙中山募集资金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发行股票、债券。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成立初期,各会员捐资5元入股。 次年,香港兴中会发行“银会股票”。据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一书载,兴中会募集宣言是这样说的,“特设银会以集巨资,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可认一股至万股不等,每股收银十元港币。待革命成功后,凭此“银会股票”,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孙中山还承诺,“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有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向清政府)捐顶子买瓴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此次活动共募集1.3万港元。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又在日本东京创建了同盟会。或许有了兴中会的募集资金经验,同盟会期间,孙中山等人将这种金融形式甚至发挥到了极致。同年12月,同盟会便开始在越南西贡发行“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券”, 每张面额1000港元,实际只收250元。承诺分五年向持券者偿还本金与利息。此次收益不得而知,据说比较少。一位名叫黄启祥的越南卖豆芽菜华侨小贩居然也资助了1000港元,后期又不断资助数千元。 1906年,同盟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等国发行“中国革命政府军债券”, 每张面额100元,总收益约为1.14万港元。 到了1911年9月时,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筹饷人员更加大胆,直接在北美等地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面额分别为10美元、100美元、1000美元,以券面金额半价售卖。同盟会承诺,中华民国成立后,金币券可作为正式的国家货币使用。此时,孙中山正辗转美国南北各地,四处募集捐款。温哥华致公堂购买1万元港元,加拿大华侨总会捐助7万港元。 同时,同盟会还鼓励百姓捐款,捐款五美元以上者,双倍发给金币券。捐款1000美元以上者,未来将享有经营一切实业的优先权利。此次发行债券的总收入约为10.64万港元。 从当时的国内外氛围来看,几乎所有华人都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因此,孙中山团队在世界各地不断游走、演说,号召大家投入到拯救中国的行动中。身处外国的华侨最容易被打动,纷纷慷慨解囊,全力支持这个中国的“大救星”。 1895年,檀香山华侨邓松盛受孙中山的精神感召,毅然将家中的商店和农场全部卖掉,支持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南洋商人陈楚楠为了支持孙中山,甚至长期挪用与哥哥合股公司的公款,导致公司破产,兄弟不合。据统计,同盟会募集的各种资金中,华侨的钱达79%。 或许晚清被洋人欺负太甚,也或许被满清奴役时间过长,总之,热衷革命的大有人在,倾家荡产追随孙中山的人非常多。孙中山投身革命早期,他的发小杨鹤龄,不仅将自己的家产奉献给孙中山,还游说七妹夫吴节薇,为孙担保,助其贷款1440两白银。孙中山的胞兄孙眉,曾是美国檀香山茂宜岛的首富,在创业艰难期间,为了支持孙中山广州起义,贱卖自己牲畜,筹款6000余美元。在兴中会成立时,孙眉出钱出力出人,算是对兄弟的鼎力支持。据统计,1904年,孙眉破产前,共资助孙中山75万美元。 在所有追随孙中山的人中,要论最铁心的非宋耀如莫属。此人便是宋庆龄的父亲,后来的孙中山岳父。二人相识于1894年,正是孙中山计划上书李鸿章期间。宋耀如对孙中山的革命理念欣赏有加,从此便开始死心塌地追随孙。宋耀如不仅冒着生命危险为孙中山筹建兴中会、同盟会,还四处帮助筹集巨款,甚至连自家也差点破产,“倾家捐输巨万”,最后连女儿也嫁给了孙中山。 除了国内富豪、外国华侨、亲戚朋友外,还有日本人的大力帮助。例如日本影业公司的大老板梅屋庄吉。1895年,梅屋庄吉在香港认识孙中山,许诺“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 据日本中日历史研究专家,东京学艺大学教授中村义根据梅屋庄吉公司账册的统计,发现其援助孙中山的资金远远超过10亿日元。另据梅屋庄吉家族的史料统计,梅屋庄吉家族共投入中国革命事业的总资产额高达2兆日元,即2万亿日元。 鼎力相助的还有宫崎滔天,宫崎滔天同样为了孙中山而沦落到砸锅卖铁的地步,他曾说:“我有可用于革命的钱,但是没有可以养活妻儿的钞票。”类似这样热心的日本友人,有记录可查的不下二十位。如犬养毅、头山满、平山周等。 日本政府也被孙中山感动了。1907年3月,清政府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将孙中山驱逐出境。日本政府既不愿得罪清政府,也不愿得罪孙中山,便赠送其5000日元(有说是7000日元)。另外,有老板铃木久五郎主动向孙中山捐赠了1万日元。孙中山给章太炎的《民报》留下2000日元后,便离开了日本。章太炎大骂孙中山太抠门,不够意思。 孙中山犹如一个创业者,他成立的“孙文革命股份有限公司”前景非常不错,钱景同样可观。卿美兄仅仅统计了辛亥革命前夕的资金筹集情况,至于辛亥革命以后的事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从1892年到1911年的19年间,从澳门镜湖医院的3168两贷款,及刘学询捐助的第一笔资金1000两白银,到1911年9月,同盟会在北美募集的10.64万港元(也有说是15万港元)。其中最大一笔,自然是来自梅屋庄吉家族的2万亿日元的投入。这笔钱很可能包括辛亥革命以后的资金,为了方便计算,总额减半,计入辛亥革命前的资金。 根据清末民初的汇率,7两库平银约等于10日元、5美元。如果按此计算,梅屋庄吉家族辛亥革命前资助的1万亿日元就等于7000亿两库平银,5000亿美元。这个数据太过夸张,因为创天价赔款记录《辛丑条约》连本带息赔款才只有9.7亿两。1899年,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仅有1亿两,1908年才突破2亿两。也就是说,所谓梅屋庄吉以“兆”计的资助应该是不真实的。如果按日本教授中村义根据梅屋庄吉家账册的统计,10亿日元折半为5亿日元,估算为辛亥革命前的资助,那么,5亿日元就等于3.5亿两白银。数量也有些多,但人家的账册白纸黑字,明明白白,也不好推翻。 辛亥革命前,“孙文革命股份有限公司”在近二十年的时间,招兵买马,买武器、买弹药,办报纸、办杂志。领导班子世界各地游说、募捐,着实开销巨大。如果仅仅梅屋庄吉家族就资助了3.5亿两白银的话,那么,孙氏公司募集的经费就是天文数字了。如果以总额10亿两计算的话,19年间,每年平均是5263万两,每天则14.4万两。具体是多是少,或许很难说清。 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革命确实是极度烧钱的游戏。 想加入“睁眼看晚清”群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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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喜欢通过众筹的方式,向社会募集创业资金。其实,革命与创业一样,同样需要大笔的经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首先要请客吃饭。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万万不能。革命经费筹集是否顺畅,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作为革命大佬,创业者孙中山就是一位筹集资金的高手。那么,在辛亥革命前,“孙文革命股份有限公司”一共收入了多少钱呢?这个问题似乎一直还没有人统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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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二为孙中山

孙中山在投身革命前,本来是个医生。据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一书考证,1892年7月23日,26岁的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12月18日在澳门开设中西药局,正式开始行医。有说孙中山是以开办诊所来为革命做掩护,也有说他在开办诊所前的五个月闲暇时间,曾创办过报纸,并鼓吹革命。

据黄宇和考证,孙中山开办诊所的经费是借款而来,曾先后两次向澳门镜湖医院药局贷款,第一次是2000银元,第二次是2200银元,合计4400银元,约合3168两白银。

而就在这一年,孙中山又获得了人生第一笔捐款。据雪珥《危险关系——晚清转型期的政商赌局》一书载,澳门行医的孙中山与在澳门经营博彩业的香山县老乡刘学询相识,两人相谈甚欢。据刘学询的回忆录《总理史实访问记》记载,“总理(指孙中山)与刘相见,连谈数夕,彼此非常惬洽”。据刘学询的儿子刘启言回忆,两人因看病相识。刘当即向孙赞助1000两白银,同时,刘学询游说自己的10家店铺与澳门绅商共同出资3万余两,赞助给孙中山。从此,刘学询成了孙中山的大金主。

刘学询与孙中山初次见面就如此豪爽,完全可以推断,很可能是因为政见问题投缘,因为刘家询不是简单的商人,而是有极大政治野心的革命家。这也说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早已有之。

后来,刘学询与孙中山深度合作,不断资助孙。刘启言曾回忆说:“我父亲经济上对孙中山资助很多。他资助了共计三十几个电汇款项,数目从五千到五万不等。每笔款子他都保留了存根。”如果按平均每笔2万,共30笔来计算,那就是60万两白银。根据刘学询的革命轨迹可知,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他心灰意冷,隐居杭州西湖,从此少有露面。由此可以推断,这笔钱绝大部分是在1900年以前资助给孙中山的。

在两人交往的过程中,孙中山还曾有劫持赌款的行为。据1931年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对刘学询的采访,1895年,两人密谋广州暴动,期间,孙文为了筹集革命经费,打算劫持闱某上缴的赌款,而刘学询并没有反对。具体孙中山是否真的行动,具体劫持了多少钱,目前尚无史料可查。不过,或许可以推断,这笔赌款自然不是小数目,至少是1万两以上。

有一种说法是,孙中山的第一笔革命经费来自义和团运动期间李鸿章赞助的5万两,这显然是无稽之谈,是非常不严谨的。首先,义和团运动爆发于1899年,此时仅刘家询就资助了孙中山至少60余万两白银。再者,李鸿章根本没见过孙中山,资助他革命的可能性很小。据黄宇和考证,孙中山有两次机会见到李鸿章,一次是1892年,孙中山刚刚毕业时。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英国人康德黎曾试图引见孙中山等优秀毕业生给李鸿章,但因广东官员阻挠而未能成行。第二次即1894年孙中山毅然上书李鸿章,孙希望由盛宣怀推荐,能当面会晤李鸿章,但最终没有见到。因此,说李鸿章资助孙中山5万两经费基本是子虚乌有。

在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过程中,孙曾北上天津,寻求帮助,又折回上海,后又从上海赴美国檀香山。这一路也曾得到别人的资助。据孙中山的外甥孙,杨连合回忆,在此期间,有个叫谭虚谷的朋友,在烟台做生意,曾资助过孙中山。但具体资助数额,不得而知。事实上,谭虚谷与孙中山不是简单的朋友关系,而是老乡,且还是表兄弟,因为谭虚谷的母亲与孙中山的母亲是堂姐妹。谭虚谷也不是普通的生意人,而是烟台的一方富豪。谭虚谷的女儿谭庆芬在回乡探亲时曾透露,父亲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给予了大力支持。当时官方的宣传稿写道:“他经济上支持孙中山革命甚为得力。”怎么才叫“甚为得力”?恐怕没有20万两,说不过去。

孙中山结识的大富豪,还远不止刘家询、谭虚谷这两个,其中一个叫张静江的富豪在经济上给孙中山的支持同样“甚为得力”。据相关史料记载,1902年,时任一等参赞的张静江随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欧途中,与孙中山相遇。此时的孙中山已经相当有名气。张静江承诺首先资助3万两,让孙到自己开办的,位于纽约第五街566号的通运公司领取3万两白银。临别时,张静江还答应孙,将继续大力支持,“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告,余当悉力以应。”据说,张静江还留下了电报汇款暗号,以A、B、C、D、E代替1万、2万、3万、4万、5万元。孙中山当时将信将疑,后来派黄兴等人到纽约去取钱,果真拿到了3万两。孙中山大喜,真是喜提贵人。后来他又测试暗号汇款,同样奏效。又一位大土豪从此成为孙中山的“提款机”。

孙中山曾坦言:“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1906年2月,孙中山在新加坡主持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仪式,在活动中结识新加坡富豪陆佑。孙中山游说陆佑,希望他支持革命事业,并承诺革命胜利后,“当酬以云南全省之矿权专利十年”。 不知是被孙中山的精神感动,还是被孙承诺的利益所诱惑,陆佑最终还是捐了款。但具体捐资多少,尚不得而知。

除了大富豪的慷慨资助外,孙中山募集资金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发行股票、债券。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成立初期,各会员捐资5元入股。

次年,香港兴中会发行“银会股票”。据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一书载,兴中会募集宣言是这样说的,“特设银会以集巨资,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可认一股至万股不等,每股收银十元港币。待革命成功后,凭此“银会股票”,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孙中山还承诺,“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有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向清政府)捐顶子买瓴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此次活动共募集1.3万港元。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又在日本东京创建了同盟会。或许有了兴中会的募集资金经验,同盟会期间,孙中山等人将这种金融形式甚至发挥到了极致。同年12月,同盟会便开始在越南西贡发行“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券”, 每张面额1000港元,实际只收250元。承诺分五年向持券者偿还本金与利息。此次收益不得而知,据说比较少。一位名叫黄启祥的越南卖豆芽菜华侨小贩居然也资助了1000港元,后期又不断资助数千元。

1906年,同盟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等国发行“中国革命政府军债券”, 每张面额100元,总收益约为1.14万港元。

到了1911年9月时,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筹饷人员更加大胆,直接在北美等地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面额分别为10美元、100美元、1000美元,以券面金额半价售卖。同盟会承诺,中华民国成立后,金币券可作为正式的国家货币使用。此时,孙中山正辗转美国南北各地,四处募集捐款。温哥华致公堂购买1万元港元,加拿大华侨总会捐助7万港元。

同时,同盟会还鼓励百姓捐款,捐款五美元以上者,双倍发给金币券。捐款1000美元以上者,未来将享有经营一切实业的优先权利。此次发行债券的总收入约为10.64万港元。

从当时的国内外氛围来看,几乎所有华人都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因此,孙中山团队在世界各地不断游走、演说,号召大家投入到拯救中国的行动中。身处外国的华侨最容易被打动,纷纷慷慨解囊,全力支持这个中国的“大救星”。 1895年,檀香山华侨邓松盛受孙中山的精神感召,毅然将家中的商店和农场全部卖掉,支持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南洋商人陈楚楠为了支持孙中山,甚至长期挪用与哥哥合股公司的公款,导致公司破产,兄弟不合。据统计,同盟会募集的各种资金中,华侨的钱达79%。

或许晚清被洋人欺负太甚,也或许被满清奴役时间过长,总之,热衷革命的大有人在,倾家荡产追随孙中山的人非常多。孙中山投身革命早期,他的发小杨鹤龄,不仅将自己的家产奉献给孙中山,还游说七妹夫吴节薇,为孙担保,助其贷款1440两白银。孙中山的胞兄孙眉,曾是美国檀香山茂宜岛的首富,在创业艰难期间,为了支持孙中山广州起义,贱卖自己牲畜,筹款6000余美元。在兴中会成立时,孙眉出钱出力出人,算是对兄弟的鼎力支持。据统计,1904年,孙眉破产前,共资助孙中山75万美元。

在所有追随孙中山的人中,要论最铁心的非宋耀如莫属。此人便是宋庆龄的父亲,后来的孙中山岳父。二人相识于1894年,正是孙中山计划上书李鸿章期间。宋耀如对孙中山的革命理念欣赏有加,从此便开始死心塌地追随孙。宋耀如不仅冒着生命危险为孙中山筹建兴中会、同盟会,还四处帮助筹集巨款,甚至连自家也差点破产,“倾家捐输巨万”,最后连女儿也嫁给了孙中山。

除了国内富豪、外国华侨、亲戚朋友外,还有日本人的大力帮助。例如日本影业公司的大老板梅屋庄吉。1895年,梅屋庄吉在香港认识孙中山,许诺“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 据日本中日历史研究专家,东京学艺大学教授中村义根据梅屋庄吉公司账册的统计,发现其援助孙中山的资金远远超过10亿日元。另据梅屋庄吉家族的史料统计,梅屋庄吉家族共投入中国革命事业的总资产额高达2兆日元,即2万亿日元。

鼎力相助的还有宫崎滔天,宫崎滔天同样为了孙中山而沦落到砸锅卖铁的地步,他曾说:“我有可用于革命的钱,但是没有可以养活妻儿的钞票。”类似这样热心的日本友人,有记录可查的不下二十位。如犬养毅、头山满、平山周等。

日本政府也被孙中山感动了。1907年3月,清政府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将孙中山驱逐出境。日本政府既不愿得罪清政府,也不愿得罪孙中山,便赠送其5000日元(有说是7000日元)。另外,有老板铃木久五郎主动向孙中山捐赠了1万日元。孙中山给章太炎的《民报》留下2000日元后,便离开了日本。章太炎大骂孙中山太抠门,不够意思。

孙中山犹如一个创业者,他成立的“孙文革命股份有限公司”前景非常不错,钱景同样可观。卿美兄仅仅统计了辛亥革命前夕的资金筹集情况,至于辛亥革命以后的事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从1892年到1911年的19年间,从澳门镜湖医院的3168两贷款,及刘学询捐助的第一笔资金1000两白银,到1911年9月,同盟会在北美募集的10.64万港元(也有说是15万港元)。其中最大一笔,自然是来自梅屋庄吉家族的2万亿日元的投入。这笔钱很可能包括辛亥革命以后的资金,为了方便计算,总额减半,计入辛亥革命前的资金。

根据清末民初的汇率,7两库平银约等于10日元、5美元。如果按此计算,梅屋庄吉家族辛亥革命前资助的1万亿日元就等于7000亿两库平银,5000亿美元。这个数据太过夸张,因为创天价赔款记录《辛丑条约》连本带息赔款才只有9.7亿两。1899年,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仅有1亿两,1908年才突破2亿两。也就是说,所谓梅屋庄吉以“兆”计的资助应该是不真实的。如果按日本教授中村义根据梅屋庄吉家账册的统计,10亿日元折半为5亿日元,估算为辛亥革命前的资助,那么,5亿日元就等于3.5亿两白银。数量也有些多,但人家的账册白纸黑字,明明白白,也不好推翻。

辛亥革命前,“孙文革命股份有限公司”在近二十年的时间,招兵买马,买武器、买弹药,办报纸、办杂志。领导班子世界各地游说、募捐,着实开销巨大。如果仅仅梅屋庄吉家族就资助了3.5亿两白银的话,那么,孙氏公司募集的经费就是天文数字了。如果以总额10亿两计算的话,19年间,每年平均是5263万两,每天则14.4万两。具体是多是少,或许很难说清。

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革命确实是极度烧钱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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